多數經濟學家可能會將主因歸納為勞動力短缺、工作技能不足、教育與就業市場脫節、創新有限等等，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，不外乎提出創新政策、人力與實物的積累，以及結構改革等。這些其實都是老調重彈，如果真如數學方程式解題的按部就班，為什麼泰國仍是踟躕不前呢？

環顧泰國過去五年的經濟表現，可說是差強人意，年平均GDP不到三％。若不論新加坡與汶萊這兩個城邦型經濟體，在其他東協諸國裡可謂敬陪末座。當然，經濟成長的幅度有一定的規律與限制，拿人均約六千美金的泰國，與人均一千多的越南等國相比，未必適當。而這幾年裡，有自然因素，也有人為因素，如二○一一年大洪災、二○一四年軍事政變，都直接與間接影響了國家發展，但最主要的變數，還是經濟與產業政策。

全要素生產率衰弱　

拖累經濟發展

泰國與韓國、臺灣發展的故事極其類似，在上世紀中，同樣是依靠FDI（主要是日資）和便宜的勞動力。經歷一九七六到二○○四年的漫長歲月，泰國終於進入中等收入的門檻（即人均年收入三九七六美元），然後舊模式不再奏效，無法再創經濟奇蹟，四小虎同樣落入平陽。而找到發展新模式的韓國和臺灣，幸運地僅用七年就超越中等收入的門檻，而十二年之後的今日，泰國仍跨不出這個陷阱。

就泰國央行的資料顯示，從二○○三到二○一四年，整體勞動生產率指數提升了三成，主要依靠製造業與金融服務業（若以全部服務業來看則變動不大），農業與營建業仍低於平均，而這兩個部門大約占了總就業人口的四成。乍看似乎有所進步，但比起九○年代，除了製造業外，多是退步的狀態。從全要素生產率（TFP）分析，亦呈現衰退趨勢，一九九九至二○○六的TFP為二·八，但二○○七至二○一三只剩○·七，嚴重拖累經濟成長。

人才、人權　與泰國轉型

若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，自然有助於經濟成長。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，一是創新技術面，二是制度改革面。前者涉及了政府對於教育、科研經費的挹注，但高素質人力的養成並非朝夕之功，泰國在這些部份的投資向來極度缺乏。二○一四年只占其GDP的○·二五，非但低於馬來西亞的一·○七，更不如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的一·二七（此乃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，包含了中國大陸、巴西、土耳其等數十國），這就注定了泰國的產業難以順利升級，更遑論引領創新。

另一方面，可以透過制度改革，消除某些經濟發展的障礙，尤其是政治因素。泰國在經濟起飛之際，同樣也付出了收入不均、環境破壞等代價。這些在發展初期，民眾尚可以忍受統治階級的處理方式，也就是先求有再求好。但到了中產階級成熟茁壯後，民眾則需要更多的權利來保護自身安全。以世界銀行的資料觀之，泰國的收入基尼係數（Gini coefficients）不低，逼近社會動盪的警戒線，也是近年來泰國政爭不斷的導火線之一。

最後，就韓國與臺灣的經驗為例，主要是透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獲得紓解，有些學者與觀察家甚至直指，民主轉型是臺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。儘管存在爭論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在那段時期，韓、臺的確因為對民眾的賦權而帶來改革的紅利。但泰國正逐漸步向不自由的民主（Illiberal democracy），制度改革恐怕是泰國現在必須嚴正思考的模式。他未必能馬上進行民主化，但對於環境的保護、世代正義的履行等，都是轉型的方向，或可提供經濟成長的新動力。